100个邪邪的小故事:小村惊魂记
我和梁子被死死绑在村口的大树上。本家一个爷爷辈的半老头,我们唤作七叔公的人,正小心翼翼往带倒钩的鞭子上擦一种味道很刺鼻的油膏,擦了打在身上才不会感染,毕竟这鞭子放了十几年没用过了。
鞭刑!如果不是即将被鞭打,我都很难相信世界上真有这种事。
“异类”,多么可怕的词,又是多么言简意赅。被打上这样一个标签,就会立刻失去一切——人格、尊严、话语权。
我和梁子是被骗回来的,三姑给我打的电话,她曾是我们家族里最得到我们这两个丫头敬重的长辈。她说,雁子,出大事了!你爹和捎弟她爹给打在苹果窖里了!人已经快没气了,就等着见你们最后一面!
我说,赶紧送医院啊!
三姑说,已经从医院抬回来了!人家说没治了!
我犹豫了,和梁子商量了一番,两人便赶了回来。心里有一半感觉是个骗局,可还是抵不过那一丝藕断丝连的亲情。
果然就是个骗局。一到村口,远远就看到我爹带着人横着一根扁担等在那里,我们赶紧让师傅倒车,不料梁子的爹已经带着人横着扁担堵在了车后。
七年没回过的小村,变化真大,有电灯了,也有了柏油路。可人还是一点没变,开始还很正常,几个能说上话的本家长辈陪着我们说话,可渐渐地就不堪入耳了。一个嘴尖的婶子问,都说你们两个女娃在外面一起睡觉,都睡到了报纸上,你们到底干了些啥?
梁子的脸色倏地黑了。
上次被这么围攻,还是她擅自改了名字,梁捎弟,改成了梁少迪,毕竟当了记者,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。她妈那时候还在,哭天喊地,你个黑心的赔钱货,你就盼着“少弟”是吧?
梁子说,王香菊你早就绝经了吧?你这辈子再生不了孩子了,我的名字改不改,我这辈子都再没弟弟了!
那时候我跟她还在地下状态,她被她爹拿着扁担追,围观者甚众,我就偷偷伸腿把她爹绊倒了。
一语成谶。
后来,王香菊精神恍惚,一头栽倒在地里,再也没醒过来。不到一年,他爹就续了个小寡妇。又不到一年,她就真有了个弟弟。
所以,这次我们被骗回来,除了“扳一扳”我们的“毛病”,还有一件重要的事,就是还要让梁子改名,不能“方”她的幼弟。
梁子性子很野,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姐姐,她从小被当成了男孩子教养——剪短发,说脏话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是她的小跟班。我叫她“梁哥哥”。王香菊对于我这种混淆性别的叫法儿很是鼓励,听到总要啧啧称赞。
十四岁的时候,梁子跟壮壮单挑,赢了,从此奠定了村里第一霸的地位。不过,这宝座她只坐了一年,十五岁我们去了镇上的四中,小村里就只留下了当年那一战的神话。
再回小村已经是三年后,我们双双考上了北京的大学,村里放了三天炮。那几天,再没人说什么女娃读书没用了,倒是有人怀疑跟我一起回来的到底是不是梁子,记忆里的假小子,矮胖的身段抽成了细长条,狗啃的短发也变成了齐腰的长发,只有脸盘还能依稀看出小时候的样子,母猪变貂蝉了!
梁子骂那质疑的人,滚回你们家圈里去!
这一骂,大家都笑了——是她,没错!
大家吃、喝、划拳,喝多了的在往猪圈里吐。没有人问我们这三年是怎么过的。三年前离开时,我们身上一共才有83块钱,除了三姑赞助的50块,剩下的33块是我们俩所有的积蓄。怎么过的?捡过食堂的垃圾吃,卖过废纸壳和饮料瓶,最后还是靠了汪老师。
有一次梁子问我,你恨汪老师吗?
我眼前就浮现出汪老师的样子——古板的西装裙,厚厚的眼镜片,一丝不苟的风纪扣。
我说,不恨。
确实不恨,汪老师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。她供我们吃、供我们穿,给我们交学费,让我们在她家里白白住了三年。她所要求的,不过就是时不时拍些照片,要脱光又怎么样呢?她甚至都没有碰过我们的身体。
坐在去北京的火车上,我们的兜里还装着汪老师给的学费。两个人,四年的学费啊,肯定是她毕生的积蓄了。一个终生未婚的五十多岁的高中女教师,她这辈子能攒下多少钱,不用计算器就能算出来。
开始这钱我不想要,梁子说,拿着吧,她欠我们的!
我却觉得是我们欠她的,毕竟在她那小小的两居室里,我们认识了巴赫,认识了伦勃朗,认识了毛姆,见识了许许多多世界的美好。她把两朵开得毫无章法的山间野花侍弄成了庄园里的玫瑰,她是个好花匠。
我们上了同一所大学,梁子学了新闻,我学了外语。如今她已经是京城小有锋芒的记者了,我保了研,上半年刚交了论文。
名字被印在报纸上,这件事是谁的手笔,我们是有八九分肯定的。这几年梁子得罪过谁,那些同行相轻的事,不值一提。
虽然不过是个没什么发行量的晚报副刊,里面注明都是化名,可怎么那么巧两人就叫“丁雁”和“梁少迪”,而且一个是记者一个是翻译呢?可我并不想追究,她也一样。这种事早晚会被人知道,虽然越晚越好,最好是等刻墓志铭的时候再公之于众,可真被曝光了也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。
这份报纸据说是被“好心人”寄到我们那个连2G信号都时有时无的小村子里的,重点内容还用红笔框了出来。究竟是谁要致我们于死地,我至今不得头绪。
我的目光扫过围观的人群,陌生的、熟悉的面孔,此刻都用目光灼烧着我们。
鞭子扬起来了。
梁子说,今天要么你打死我,要么我一定报警把你抓起来!你这是非法拘禁!要判刑的!
七叔公咳了起来,他扭头吐了一口黄痰。
尖嘴婶子走了上来,说,捎弟,认了吧!出了这种事,整个村子要倒霉十年的!
一声重重的咳嗽从远处传来,人们让开一条道,一个人走了过来,一个老瞎子。他走到我们面前,用没了眼珠的眼眶跟我们对视着,鼻子一皱一皱地嗅着。
突然他大叫一声,妖孽!
围观的人顿时静了。
他的手指伸了出来,指向我,又缓缓指向梁子。梁子呸地一口吐在他的手上,那手指就定格住了。
老瞎子怪叫,妖孽就在这个人身上,快把它打出来!
突然我就想起了他是谁——梁老道!当年梁子改了名字,就是他点醒王菊香“少弟”的不祥含义的,他的眼睛到哪里去了?
七叔公的鞭子打在梁子身上,声音“啪啪”得很脆。她咬紧了牙,绷直了身体。有那么几鞭,鞭稍带到了我,火辣辣的,疼。我想起一年前七叔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让我给他的小幺在北京找个工作,工资不能低于五千块的。
初中毕业的小幺在我和梁子跟别人合租的单间里打了三个月的游戏,最后揣着我们给他的两千块走了。从七叔公的下手之重,我能感觉到他肯定对于小幺这件事很不满意。
我爹抄着手站在那里,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自从两年前他向我要钱给哥哥办彩礼被我拒绝了,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。我爱我哥,可我是真没钱。我连五十块一篇的翻译都接,存款才刚上了五位数,跟爹开口的六位数差了太远。
爹那次说,你在北京要是挣不到钱,不如回来吧!你也该嫁人了。我的心里一下竖起了一道冰墙。
三姑在抹着眼泪,见我看向了她,连忙躲闪着目光。三姑是这些年我和梁子跟这个小村子唯一的纽带了,我们大三那年,她到北京动手术,都没告诉我们。
梁子说,小村里,她只有三姑一个亲人。
梁老道突然又是一声怪叫,妖怪跑了!围观的人连忙往四下退。梁老道拃着双手,做出捉东西的架势,绕着树转了一圈,准确地停在了我面前。他说,妖怪又附到这个人身上了,快打!
他指着我,不待我反应过来,剧痛已经传来,像是在火上烧,又像无数钢针同时扎进了皮肤。我死死咬住下唇,不让自己叫出声来。
梁老道侧着头听着声音,他说,打,使劲打,打到这女娃开口,妖怪才能从口里出来!
我!操!你!妈!——我终于开口了。
晚上,我和梁子被关在祠堂的一个储物室里,两个眼生的后生守在门外打着呼噜。
我们的包和手机都被拿走了,墙角薄薄一层干草,地上放着一个塑料水瓢,里面是半瓢水。远处的墙角有个塑料尿桶,除此之外,空无一物。
梁子一直在研究那个高高的小窗口,我只看了一眼就劝她放弃。两米多高,怎么可能上去?我把突破点放在了后生们身上。那个愿意跟我搭话的,我不停给他讲着北京的事。可是说了好半天,他才支支吾吾说自己并没有钥匙。
这下我和梁子都蔫了。
突然呼噜声停了,有人在外面小声说着话,好像是换班!我竖起耳朵听着,可是听不清。有脚步声走远了。过了一会儿,外面轻轻喊,捎弟?捎弟?
挺耳熟的乡音,梁子一跃而起,是谁?
外面说,我是壮壮。还有个声音说,捎弟姐,我是强强!
壮壮和他的弟弟!
一截绳头从门外塞了进来,五分钟后,我们已经坐在兄弟俩的自行车后座上,驶出了村后的那条小路。
壮壮蹬得气喘吁吁地说,可惜你们的包我没弄出来!到了车站,他掏出三百块钱,说,孩子的妈不让多给。不过,这些钱也够你们到县城了!
强强说,可再别回来了。雁子姐,你爹已经把你许给了留山村的留大头了!彩礼都收了!还有捎弟姐,你后妈找的吕媒婆,说只要多给钱,其他条件都不看,最后好像定了个瘸子。你要是不嫁,他们打算把你绑去!
天快亮了,我和梁子冻得浑身都木了。好不容易来了一辆中巴车,车上没人,司机却突然要看我们的身份证,还打量着我们说,广播里说,这村里跑了两个女娃,说是偷了人家东西的,怕不就是你们吧?
三百块都给了他,我们挤在了中巴车的行李厢里。车打着喇叭停在路边,不一会儿果然有熟悉的声音传来,我爹、她爹,各种闹哄哄的声音。好一阵儿,终于清静了。
车开了。
两个小时后,车停了。
我和梁子都快憋死了,司机打开行李厢,隔着彩条布小声对我们说,有人在堵你们,别出声。
车停了有半个小时,又开了。终于我们被放了出来,原来是在一个修理厂。司机把他的手机递给梁子,让我们给熟人打电话。
不到二十分钟吧,汪老师来了。没有任何办法,这是我们不用电话薄能在镇上找到的唯一一个熟人。七年没见,汪老师老得我们都认不出来了。她头上包着一大块头巾,瘦得好像脱了形。
我们到了她家,熟悉的房间,还是那么朴素、那么一尘不染。梁子却注意到了茶几上的药瓶,她一把拉掉了汪老师的头巾,毫无光泽的光头就那样暴露在我们面前。
梁子哭了,汪老师反过来安慰她说,人生都是过客,总有离开的时候。
汪老师死也不跟我们去北京看病,她说已经是晚期了,不折腾了。
她给我们设计的路线果然没有再被追上,我们反向坐火车、再坐飞机,晚上就回到了北京。
我在飞机上就烧得昏昏沉沉了,救护车直接从机场开到了医院,大夫说我得了败血症。警察来做笔录,看到我身上一道道翻卷的伤口,问是谁干的。
梁子说,是误闯了鬼门关。